《环球人物》新年首刊专访——陈行甲，裸辞两年依然不“丧”

（本文转载自《环球人物》，2019年1月1日刊）

2018年10月13日，陈行甲在北京接受本刊采访。当天下午，他又一次回到母校清华（《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 / 摄）

 

毕业将近15年，陈行甲从未真正离开过清华。每次来北京出差，他总要回母校看看。如果白天工作结束得早，他通常会去拜访老师。若只有晚上空闲，他就逛逛荷塘，走走二校门前的那条柏油路，或是去西操场跑上几圈。

 

在清华校友中，陈行甲小有名气，常被邀请回母校参加各种活动。2018年10月，他以业界评委的身份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一场大学生公益实践论坛。作为唯一的外邀嘉宾，陈行甲负责为十几支本科生公益团队提供项目指导。当主持人告诉大家，这位老学长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还因特立独行成为官场“网红”时，学生们立马来了精神，一双双眼睛里流露出崇拜与好奇。台上的陈行甲两眼放光，动情地讲着话，从他身上看不出半点中年人的样子。

 

离开官场后，陈行甲有了两个新身份——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转场做公益，他依然能把事业做响，个人也收获了许多认可。2017年起，他先后被凤凰网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被《中国慈善家》杂志评为“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2018年12月，公益时报评选出“年度中国公益人物”，陈行甲依然在列。

 

背双肩包的“公益新兵”

 

记者与陈行甲初次见面是在清华附近的一家酒店。为了赶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见完朋友一路小跑着赶了回来，刚进房间就拿起一条毛巾，请记者帮忙塞到衬衫下吸汗。他果然如传说中那样接地气。

 

2016年底提出辞职后，陈行甲希望换一套生活系统，让自己从过去的身份中抽离出来。他把公文包丢进柜子，给自己买了一个蓝色的双肩包，一直背到现在。过去，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这样评价：“陈行甲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官气的官员。没有人给他提包，没有人替他端茶杯，没有人为他开车门。”现在，陈行甲依然不享受这些“待遇”。“当官的时候，我就不准别人为我做这些事，我不喜欢前呼后拥的生活。自己背个包，我觉得挺好。”

 

决定去深圳做公益后，陈行甲像是回到了大学时代。他整天背着包穿梭在各种学术会议、课堂和论坛上，把自己的公益项目一步步丰富立体。为了得到资金支持，他要去见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说服别人投钱出力。做一县之长时，手中的权力允许他签字批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项目。而现在，陈行甲需要为每一笔资金四处奔走。很多次，他激情四射地讲完，换来的却只是一句鼓励，合作的事再没下文。他只能去找更多人，做更多尝试。

 

一次谈完项目挤地铁回家的路上，陈行甲感觉异常疲惫。装有电脑和资料的包仿佛有千斤重，他背着包，双手紧紧抓住头顶的栏杆，直到换乘站才找到空座。坐下来的那一刻，他全身瘫软，脑海中闪现出半年多前当县委书记时的情景，一瞬间有些恍惚：“我这是在哪儿？我这是在干什么？”

 

成立一个新的公益组织，辛苦程度不亚于一次创业。尽管走得很艰难，陈行甲始终没有停下脚步。让他备感欣慰的是，自己的从政经历为公益事业带来不少资源。“过去好官的形象是值钱的，做公益，大家信我。”听说陈行甲辞官后，一位企业家找上门来，给他开出400万的年薪，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公司。陈行甲真诚地告诉对方，自己并不想从商赚钱，而是要做更有意义的事。企业家听了更为感动，直接拿出1000万元人民币，嘱咐他放开手脚大胆去做。

 

陈行甲没有让对方失望。2017年初，他创立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将“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作为服务方向。后来，他又被聘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与其他几家公益组织共同发起“联爱工程”，致力于“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他们先后在广东河源和青海设立试点，帮助一批白血病儿童得到救治的同时，也探索出一条不同以往的公益新路。

 

2018年12月13日，陈行甲来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看望白血病患儿

 

陈行甲心中有一个3.0版的公益构想：“我们不是向富人要钱给穷人，也不单单靠基金会的模式来运营，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搭建有效可信的平台和参与渠道，推动政府和各方力量合力解决问题。”

 

长期的政府工作经历，是陈行甲身上的特殊优势。“我知道怎样与政府紧密合作，能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边界，准确地踩到那根线。”在广东河源，他只用半个小时就说服市委书记同意他在当地做试点。到了青海，他给常务副省长写信，对方看完信立马签字。两年间，陈行甲做了不少大事，但他始终称自己为“公益新兵”。

 

“甲哥”犹在

 

在湖北巴东任县委书记的5年间，陈行甲创下一个先例：无论男女老少，见到他人人都喊“甲哥”，而且完全是自发行为。“这种精神上的成就感，花多少钱、给我多大的官都是换不来的。”

 

任湖北巴东县委书记时，陈行甲常去村民家走访

 

身为“网红”，陈行甲确实比普通官员放得开。为了推介当地旅游项目，他从3000米高空跳伞，亲自上阵代言；发现官商勾结行为，他强力反腐，先后打掉当地的“中标大王”“中标二王”；有人送来一块价值十几万的手表，他面露怒色，因为不愿收钱办事得罪不少人……直到离任，仍有很多人觉得他不适合做官。

 

陈行甲曾经的梦想，是成为像于成龙一样的清官。“于成龙最终是死在案前，我很早以前就想过同样的结局。”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身份被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后，陈行甲的这个想法更加强烈。“我要像于成龙一样，像焦裕禄一样，即使死也要死在工作岗位上，那是我最好的归宿。”在巴东的日子里，他努力做一个这样的人。

 

然而，现实还是让陈行甲受到不少打击。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组织上没有收到一封关于他的举报信。到了后来，举报信却满天飞。“不收钱吧，有人就说你接受精神贿赂，收的是朋友圈里别人的点赞。”这类事让陈行甲十分委屈，他坚信自己没错，“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对我满意，至少绝大多数民众都是认可我的。”

 

湖北省纪委的一位领导曾对陈行甲说：“我真是谁都不服，就服你。”在他看来，从一个官员的正常逻辑去理解，被围观应当属于坏事，陈行甲却乐在其中。“我承认我有瑕疵，我承认自己不完美，说过的话也不都是严丝合缝的，但我不怕被围观，因为我没有任何原则性问题。”

 

最开始，陈行甲也反感“网红”，“我又不开淘宝店”。后来他想通了，有多少官员都是因“网黑”出名，靠负面形象出名，因此认为“网红”总比“网黑”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希望能借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那个地方实在太穷了，我觉得自己站在这个位置上，理应为他们代言。”

 

对于这位主政官的“高调”，当地官场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陈行甲作过解释：“新时代人民群众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在网上！”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证明，一个好的官员就应该是个“网红”，是一个人民群众喜欢的“网红”。

 

如今虽然不做官了，偶尔回巴东一趟，陈行甲马上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有人在街上拍到他的背影，转手就发到了抖音上，“惊喜！甲哥回来了！”朋友看到后转发给陈行甲，他心里一阵感慨，“这种奔走相告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泪流满面”。

 

常回清华“吸氧”

 

不久前，陈行甲自驾去了趟西藏。高原上空气稀薄，有时候需要吸氧。“我觉得回清华就有那种吸氧的感觉，书香萦绕的氛围太好了。”清华，已经不仅仅是陈行甲在北京的“家”，更是融进他血液里的一种精神印记。

 

电影《无问西东》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黄晓明扮演的男主角为了让女同学理解什么是“核”，拉着她绕着清华跑了一大圈，以演示原子加速碰撞后释放能量的过程。为了让《环球人物》记者体会到“吸氧”的感觉，陈行甲主动当起导游，带着记者连续逛了两天清华。走过荷塘、穿过二校门，在古朴的砖红色建筑和宽敞的草坪间，果然能嗅到不一样的气息。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用陈行甲的话来说就是，“在这里谈家国天下一点不觉得别扭，而是理所当然”。他喜欢清华园这种纯净、向上的氛围。每次来演讲，面对入学不久的学弟学妹，陈行甲总要劝告他们不要成为“优秀的绵羊”，不要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建议年轻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不为稻粱谋”。“我希望学弟学妹们将来都能够拿出发自内心的真诚、正义、无畏和同情，为更公平、更美好的国家和社会而行动。”

 

清华之所以对陈行甲如此重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人生的“质变”就发生在这里。“在清华的两年，我真的把时间用到了极致。”那时候，他生活得特别有规律。每天下晚自习，总要去西操场跑上半个小时，然后再冲凉睡觉。只要天气允许，每天都是这样的安排。他跑了两年，那块“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标牌也陪了他两年。

 

在学习这件正事上，陈行甲对自己足够狠。他报了费用昂贵的英语培训课，逼自己去背、去听、去写、去说。因为基础较差，那时候他学得非常痛苦，“但是，哪怕我趴在地上被拖着前进，手里的绳子也绝不会松”。在一场申请去美国留学的考试中，陈行甲的英语成绩排名第一，比共同参加考试的一位大学外语老师还高一分。

 

“那段时间我是完全没有遗憾的。哪怕你让我回头再重过一遍，我确信我不会过得更好，我已经try my best。”47年的人生，陈行甲觉得可以分为两段，清华就是中间的转折点。从政、辞官做公益，都没有那段时光对他的影响大。

 

有人说，陈行甲身上有种“孤勇”的特质。他反倒不太喜欢这个评价，因为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如果准确地表达，可能是有一点理想主义吧。”到底什么是理想主义呢？陈行甲在从政时跟年轻干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无论风霜雨雪。”

 

陈行甲曾两次走进录音棚，一次是为了巴东县的旅游发展，一次是为了公益事业

 

当年提辞职的时候，陈行甲曾两次给省委书记写长信。后来在将近3个小时的谈话中，省委书记感慨颇多，他对陈行甲说，“你身上有一点难得的理想主义，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一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尽管两次受到挽留，陈行甲依然选择“裸辞”。至于原因，他觉得很难回答，“就是到了那个阶段，很顺其自然的”。他不仅仅在考虑个人，还有巴东县的发展。现在回想起来，陈行甲觉得不后悔，“我没有辜负当年党中央表彰我的这份荣誉” 。

 

从贫困县到公益场，陈行甲的身上总是有一种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他似乎天生拥有乐观主义，遭遇再大的挫折，都从来没有“丧”过。“这可能和家庭环境有关，我妈妈就永远是微笑着的。那时候农村生活很苦，去地里收粮食的时候她要背100多斤东西。她自己还不到100斤重，但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很温润的那种笑容。”

 

陈行甲笑起来，同样会给人这种感觉。他热爱生活，又悲天悯人，骨子里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容易被感动，也容易感染别人；最重要的是，他既抱有理想主义，又是一位坚定的行动者。

 

采访结束，陈行甲在《环球人物》的留言本上写下了他最喜欢的一句话：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依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